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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2017年十大典型案例发布 来学点保护自己的法律技能
/    2018-10-05    2018-10-05    被访问次

  近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公布2017年典型案例。其中包括了一起校园欺凌敲诈案件,中学生小华因受到校友小豫的言语威胁,先后向其转账18万余元。另有一起案件,雷先生用私家车从事滴滴运营服务时发生事故,保险公司拒赔商业险部分获得了法院的支持。

  2016年,中学生小华得知校友小毅在学校的名气很大,认为有需要的时候可找他帮忙,于是添加了小毅的微信。几天后,小毅在学校遇到小华,借了200元。此后,小毅以各种理由向小华借钱、要钱,且借的钱也一直没还,小华再也不搭理小毅。于是,小毅通过发微信语音给小华,让小华小心点。

  小华心理受到压力,又听说小毅在学校经常殴打他人,有一名校友曾因为没有给小毅钱而遭到了殴打。小华不得已只能主动联系小毅,又被小毅要求借钱。

  同年11月19日,小毅再向小华借钱,小华先后从母亲微信转了10000元和5000元,再用自己的微信分别转了4000元和6000元到小毅微信账户内。后来小华母亲发现了转账情况,于是报警。小华从2016年6月至今共给小毅转账59次,共计18余万元。

  同年12月18日,小毅到公安局投案,其家属退还了从小华身上所得的所有款项,取得了小华家属的谅解。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毅无视国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应予惩处。

  鉴于小毅作案时未满十八周岁且主动投案,如实供述基本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减轻处罚;案发后,小毅获得被害人的谅解,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最后,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判令小毅犯敲诈勒索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上榜理由:本案中,被告人、被害人均为在校的未成年学生,令人深思的是,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被害人从未想过向家长、老师寻求帮助。而家长的账户被转走18万余元,都未发现异常。且仅在本案中,就发现被告人校园欺凌至少三名以上的在校学生。

  校园暴力需要国家、社会、学校、家庭都积极采取措施,才能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共同为广大中小学生创建一个文明和谐的校园育人环境。

  市民凌女士到化妆品店处购买除痣产品,在该店进行除斑点痣,并购买点痣修复膏,共计花费68元。店员称7天可修复,但最终却造成凌女士面部多处增生性瘢痕及凹陷瘢痕。

  使用该除痣产品次日,凌女士发现脸部发热并立即回店咨询,老板娘称“不用担心”。第三天凌女士发现眼睛、脸部已微肿,因未有好转,当天晚上去医院治疗。由于化妆品店在凌女士点痣次日承诺七日内基本没有问题,延误最佳治疗时间。

  凌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化妆品店向其赔偿医疗费、惩罚性赔偿一倍的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共计9.3余万元。

  东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经查证发现,案涉化妆品店实为日用品店,案涉产品均无相关证件及检验合格证明,为冒用厂名厂址的化妆品。案涉日用品店存在销售冒用产品厂名厂址的化妆品的违法行为,并依法对其作出没收、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的行政处罚。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日用品店为凌女士使用冒用厂名厂址的除痣产品并向其销售冒用厂名厂址的点痣修复膏。日用品店作为销售者,未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及供货者,故应对因该产品给凌女士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因日用品店系个体工商户,其权利义务由其经营者刘某享受承担,故其亦应对上述产品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最后,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判决日用品店向凌女士赔偿医疗费、惩罚性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共计2.2余万元。

  上榜理由:使用药物祛痣,实质上属于医疗美容项目,相关的美容机构和美容项目操作人员应当具备资质,而且,使用的药物也应当是合规产品。

  本案中,女子所购除痣和点痣修复产品为冒用厂名厂址生产的产品,无任何检验合格证,而美容院及操作祛斑祛痣项目的店员亦无任何资格证书,小小的祛痣却导致面部遭受损失,得不偿失。该案提醒广大美容消费者,一定要选择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美容机构,并核实提供服务的医师资质。

  吴先生是某公司厂长,2016年6月某天下班后,在工厂门口遭遇被公司解雇的员工鲁某等3人的殴打,致使其多处受伤。这种情况是否属于工伤?吴先生和公司意见不一。

  据调查,吴先生和鲁某平时并无往来,不存在私人恩怨。鲁某因被公司解雇心生不满,多次找公司主管、人事部门理论,要求恢复其职位。

  事发当日,鲁某多次以打电话、发信息方式向吴先生提出希望能继续留在公司工作。因吴先生答复公司不能满足其要求,鲁某遂纠结其他两名男子意图对其进行打击报复,故发生了案涉暴力伤害。

  2017年,吴先生向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下简称社保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书》,社保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其发生事故受到的伤害不符合相关条例,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吴先生对此不服,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吴先生为公司三厂厂长,其为公司管理人员,对于员工的解聘问题,属于其工作职责范畴。本案中,因吴先生答复其公司不能恢复其职位,继而引发鲁某怨恨,造成吴先生遭受案涉暴力伤害,故吴先生符合职工因履行工作职责而受到他人暴力伤害的情形。最后,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判决撤销社保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社保局重新对吴先生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处理。

  上榜理由:工伤认定行政确认纠纷案件一直为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中数量最多的案件类型。实际案件中,工伤认定申请的案情千差万别,其中工伤认定标准的核心问题也关系到各类工伤认定的结果导向。

  本案中,虽然当事人受伤时间及地点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但当事人的履行工作职责与遭受暴力伤害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法官从最大可能地保障主观上无恶意的职工因工作或者为用人单位利益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后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角度出发,对工伤认定标准的法律法规作出解读。

  2017年1月,雷某用私家车从事网约车服务时发生交通事故。经认定,雷某负事故全部责任。该案涉车辆投保了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车辆损失险及商业险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不过,保险公司对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车辆损失拒绝赔付。

  案件经东莞市第一法院审理认为,雷先生事发时正在从事滴滴运营,应列入有偿运营,其超过车辆登记使用用途使用车辆,导致车辆危险程度增加,且其并未就此告知被告,有违双方签订的商业保险合同约定,对保险公司主张商业险部分拒赔予以支持。

  上榜理由:本案是网约车时代所衍生的一宗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法院经调查核实,雷先生事发时正在从事滴滴运营,而时至庭审辩论终结前,雷先生均对此予以否认,有违诚信原则。

  滴滴运营究其实质,应列入有偿运营,而肇事小型轿车使用性质为“非营运”,而现有证据显示,雷先生并未就此告知保险公司,案涉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针对“家庭自用汽车”,因此雷先生超过车辆使用用途的行为有违公平原则。

  综上,事发时肇事机动车超出登记使用用途,导致车辆危险程度增加,加之其未事先告知被告,有违合同约定,保险公司据此主张商业险部分拒赔依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

  王女士怀孕后多次产检显示正常,过了预产期后王女士多次要求住院待产,但医生认为尚早,不予办理住院,四日后才给其正式入院待产。女儿小葵出生时重度窒息,被确诊为脑瘫。王女士夫妇认为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严重过错,致使丧失最佳治疗时机。小葵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医院赔偿损失共计124万元;确认医院对其后期发生的医疗费用、特殊教育费等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委托相关鉴定机构对医院的医疗行为进行医疗过错鉴定。由于医院在进行鉴定过程中提交了两份在原告申请复印资料时并未提供的B超报告单和待产时的胎监报告,双方对于案涉医疗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存在巨大争议。因此,两家鉴定机构均表示不符合条件,不接受鉴定委托。由此可见,无法进行鉴定的原因在于医院提供的病历资料,尤其是胎监报告的真实性存疑。

  法院从举证责任分配角度出发,最终认定导致无法鉴定的责任在医院一方,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应由医院承担,判令医院应对小葵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最后,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判令医院赔偿损失98.7万余元。

  上榜理由:自2010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实施起,对于医疗机构在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过错,及其过错与患者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由患者一方负有举证责任。

  进行医疗损害鉴定系患者进行举证最有利形式,但由于相应的病历资料由医疗机构掌握,许多患者及家属又缺乏相应法律的意识,未能在发生纠纷时第一时间申请封存病历保存证据,故因伪造病历、篡改病历而导致鉴定无法进行,患者无法进行举证而被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况时有发生。

  本案中,法官通过仔细分析病历资料,认定医方提交的胎监报告不真实,最终判令医疗机构承担因其过程导致无法鉴定而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赔偿患者的相应损失,保障了患者的合法权益。

  1.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能否产生物权效力?——地产公司与熊某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

  2.创新沟通协调机制,促破产和解多方共赢——东莞市东保纸业有限公司破产和解案

  3.对外担保未登记,担保合同并非当然无效——境外某商业银行有限公司与境外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某线缆有限公司、叶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4.任职期间另行开设门诊部,美容医师违反竞业限制需担责——东莞某美容医院与赵某竞业限制纠纷案。

  5.拒不搬迁抗执行,判刑罚款自讨苦吃——阿杰(化名)与叶某洪、覃某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

  东莞时间网讯(记者尹金钟通讯员黄彩华)日前,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召开了年终总结会议。据悉,在刚过去的2017年,该院围绕“人”和“案”两大问题锐意改革,着力加强党建工作和审判执行工作,实现了整体工作的飞跃提升。2017年,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39693件(含旧存5400件),结案34666件;结案率87.34%,同比增长0.85%。法官年人均结案380.95件,同比增加24.83件。

  刑事审判改革方面,东莞第二法院全年超过50件案件采取远程视频开庭,试行表格式简易案件裁判文书98份。被告人利惠青等容留他人吸毒案入选全国毒品犯罪及涉毒次生犯罪十大典型案例。

  交通事故审判改革方面,民三庭(交通事故审判庭)探索完善网上交通法庭。2017年10月11日,由东莞第二法院和东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共同监制的交通事故人伤计算器正式上线,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可和推广。

  家事审判改革方面,作为全国家事审判程序改革试点法院,东莞第二法院与东莞市妇联出台了《东莞市妇联和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深化家事案件调解合作方案》。2017年该院家事案件收案669件,结案619宗,其中调解撤诉491件,调撤率80%。

  执行工作方面,东莞第二法院积极部署“攻坚2017”专项行动,全年作出罚款238件,罚款到位196.2万元;作出司法拘留决定344人次;移送公安立案侦查5件,拒执罪判决1件。全年网络司法拍卖成交483件,成交金额7.1亿元,同比增长258.89%。

  在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2017年4月5日,东莞第二法院成立破产审判(执行裁判)合议庭,每宗破产案件均由管理人开设微信公众号推送破产案件信息。全年审结破产案件21件、执行异议案件224件、执行异议之诉案件29件。

  作为全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示范法院,2017年东莞第二法院调解员人均调解结案133宗,调解成功率达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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